先天二年（713年）七月，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，从父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天子。 然而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，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，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！那些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功臣，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，他们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、手段越高明，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、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……
　　虽然在坐稳皇位之后，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，无论是官职、爵位，还是金银绸缎、田园宅邸，李隆基都毫不吝啬、慷慨赐予。可关键的问题是，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，谁又敢保证，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，而不会觊觎更多、贪求更多呢？于是李隆基开始了他的摆平功臣之旅。
　　头一个被李隆基“鸟尽弓藏”的功臣，是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（即宰相）郭元振-手握兵权，当然首当其冲。 在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的政变（史称“先天政变”）中，郭元振因率兵“侍卫”（实则软禁）皇上李旦有功，事后进封代国公，赐食邑400户，赏绸缎1000匹。这是极大的荣宠。但是，短短三个月后，他的这些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……
　　这一年十月十三日，李隆基在骊山（今陕西临潼东南）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，集结的部队多达20万人。平原上大风猎猎，旌旗招展，军阵绵延五十余里。李隆基一身戎装，御驾亲临，文武百官随驾扈从。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，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，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。
　　阅兵式开始后，所有人都兴致勃勃，唯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、脸色阴沉。 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，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，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。随行百官尽皆失色，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。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，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。李隆基二话不说，当即以“军容不整”为由，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。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，郭元振惊骇莫名，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，还有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。
　　先天政变后，刘幽求入朝担任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徐国公；张说官任中书令，封燕国公。此时此刻，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，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，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，刘、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。于是天子话音刚落，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，高声谏言：“元振有大功于社稷，不可杀！” 刘、张二人说郭元振“有大功于社稷”，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，而且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。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，郭元振就已经是一位朝野皆知的名将，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，素以治军严整、擅长边务著称。
　　武周末年，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，史称其“善于抚御，在凉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遗”。可想而知，这样一个出将入相、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，几乎是不太可能在这样重大的场合犯下“军容不整”的低级错误的。说到底，所谓的“军容不整”，无非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。当然，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，而不是非杀他不可，所以当刘、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，李隆基便就坡下驴，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，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，将其流放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。
　　郭元振一生显赫，历事四朝，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，朝野闻之，无不欷歔感慨。“自恃功勋”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，“怏怏不得志”。两个月后，朝廷改元开元，大赦天下，郭元振被赦免，起用为饶州（今江西波阳）司马。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，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，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。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，标志着李隆基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。
　　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，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。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。就在骊山阅兵数日后，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，皇帝准备征召姚崇（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，时任同州刺史）入朝为相。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，骊山一幕已经让张说成了惊弓之鸟，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，张说更是寝食难安，于是立刻行动起来，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。然而，李隆基不为所动。张说不甘心，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谋划了一个办法，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。姜皎依计而行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：“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？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。” 玄宗眼睛一亮，忙问：“谁？” 姜皎心下暗喜，朗声答道：“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，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。” 姜皎原本以为此计甚妙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，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，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，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说：“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？你竟敢当面欺君，论罪当死！”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，慌忙伏地叩首，拼命谢罪。
　　张说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机关算尽，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。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，拜其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补了郭元振的缺。两个月后，又让他兼任中书令（时称紫微令），大有取代张说之势。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，张说惶惶不可终日。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，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，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，向他大表忠心。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往轻了说，这叫行为不检；往重了说，这叫阴谋篡逆！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，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、勾肩搭背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，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！
　　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。有一天，姚崇奉召入对，走进殿中的时候，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。李隆基问他：“有足疾乎？”姚崇答：“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” 李隆基大为诧异，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姚崇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岐王是陛下爱弟，张说乃宰辅重臣。日前，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。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，故而为此忧心。” 居然有这回事！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。
　　开元元年（713年）十二月，李隆基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，将其贬为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刺史。 同日，刘幽求也被贬为太子少保。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功臣钟绍京。李隆基即位后，钟绍京任户部尚书，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，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。面对如此际遇，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，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。 刘、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，这个人就是新任宰相姚崇。自然，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他们。刘幽求被贬为睦州（今浙江建德）刺史，并把他的700户封邑削掉了600户，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（今四川南充）刺史。 此后，刘幽求又几经转任，但始终没有机会回朝。刘幽求抑郁忧愤，就在赴任郴州刺史的途中“愤恚而卒”，终年61岁。
　　随着一个个功臣相继被贬，姚崇在朝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。但是，还有一个资深宰相也颇受李隆基的信任，让姚崇很有些掣肘之感。这个人就是先天政变前因告发太平公主的阴谋而成为功臣的魏知古，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侍中（开元初称黄门监）。到了开元二年，当大多数功臣都已被逐出权力核心后，玄宗唯独对这个魏知古“屡有顾问，恩意甚厚”，又授予他中书令的要职，让他与姚崇共同执掌中书省。对此，姚崇当然是极度不爽的，一直想找机会把魏知古搞掉。
　　当然，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政坛元老，姚崇的整人手段是相当高明的，他要谗毁魏知古，必然也会做得十分巧妙，不着痕迹。早在武周时期，姚崇便已官拜宰相，魏知古早年曾受到他的提携。李隆基先天年间，魏知古曾调任东都洛阳，分管了一段时间的吏部政务。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，因自以为其父对魏知古有知遇之恩，遂肆意请托，经常找魏知古走后门。魏知古碍于情面，不便拒绝，但是心里非常不满，回到长安后就向玄宗告了御状。
　　某日，玄宗不动声色地问姚崇：“贤卿的几个儿子，才干、性情如何？” 姚崇脑筋一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于是从容奏答：“臣有三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在东都，为人多欲而不谨，定是有什么事情请托魏知古，臣还来不及查问。”李隆基原本以为姚崇一定会包庇儿子，没想到他竟然据实回答，不禁面露喜色，问：“贤卿何以得知？”姚崇说：“魏知古初入仕时，曾受臣提携。臣的儿子们愚昧，以为魏知古一定会对臣感恩，包容他们为非作歹，所以才敢向他请托。”李隆基闻言，顿时对姚崇大生好感，认为他为官持正，不徇私情；而对魏知古的印象则一落千丈，觉得此人非但不懂得知恩报恩，反而在背后打小报告，实在太不厚道，当即流露出斥逐魏知古之意。开元二年五月，魏知古被罢去相职，贬为工部尚书。
　　最后一个被玄宗罢黜的功臣是崔日用。崔日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政客，是属于玄宗最不放心的那一类人。史书评价崔日用说：“才辩过人，见事敏速，每朝廷有事，转祸为福，以取富贵。”崔日用自己也经常对人说：“吾一生行事，皆临时制变，不必重专守始谋。”所谓“临时制变，不必重专守始谋”，意思就是凡事随机应变、见风使舵，只要最终站队正确，就无须“专守”一个阵营。可想而知，这样一个无原则、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客，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玄宗重用的。开元三年十二月，崔日用的堂兄、时任京兆尹的崔日知因贪赃枉法被治罪，玄宗趁势以连坐之名将崔日用贬为常州（今江苏常州）刺史，并削除了他的300户封邑。
　　至此，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。 这就叫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！所幸的是，他运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，这种温和的执政方式或许就是唐玄宗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原因吧。

先天二年（713年）七月，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，从父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天子。 然而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，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，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！那些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功臣，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，他们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、手段越高明，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、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……
　　虽然在坐稳皇位之后，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，无论是官职、爵位，还是金银绸缎、田园宅邸，李隆基都毫不吝啬、慷慨赐予。可关键的问题是，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，谁又敢保证，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，而不会觊觎更多、贪求更多呢？于是李隆基开始了他的摆平功臣之旅。
　　头一个被李隆基“鸟尽弓藏”的功臣，是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（即宰相）郭元振-手握兵权，当然首当其冲。 在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的政变（史称“先天政变”）中，郭元振因率兵“侍卫”（实则软禁）皇上李旦有功，事后进封代国公，赐食邑400户，赏绸缎1000匹。这是极大的荣宠。但是，短短三个月后，他的这些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……
　　这一年十月十三日，李隆基在骊山（今陕西临潼东南）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，集结的部队多达20万人。平原上大风猎猎，旌旗招展，军阵绵延五十余里。李隆基一身戎装，御驾亲临，文武百官随驾扈从。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，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，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。
　　阅兵式开始后，所有人都兴致勃勃，唯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、脸色阴沉。 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，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，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。随行百官尽皆失色，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。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，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。李隆基二话不说，当即以“军容不整”为由，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。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，郭元振惊骇莫名，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，还有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。
　　先天政变后，刘幽求入朝担任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徐国公；张说官任中书令，封燕国公。此时此刻，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，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，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，刘、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。于是天子话音刚落，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，高声谏言：“元振有大功于社稷，不可杀！” 刘、张二人说郭元振“有大功于社稷”，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，而且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。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，郭元振就已经是一位朝野皆知的名将，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，素以治军严整、擅长边务著称。
　　武周末年，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，史称其“善于抚御，在凉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遗”。可想而知，这样一个出将入相、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，几乎是不太可能在这样重大的场合犯下“军容不整”的低级错误的。说到底，所谓的“军容不整”，无非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。当然，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，而不是非杀他不可，所以当刘、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，李隆基便就坡下驴，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，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，将其流放新州（今广东新兴）。
　　郭元振一生显赫，历事四朝，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，朝野闻之，无不欷歔感慨。“自恃功勋”的郭元振本人更是满腹冤屈，“怏怏不得志”。两个月后，朝廷改元开元，大赦天下，郭元振被赦免，起用为饶州（今江西波阳）司马。但是经过这次沉重打击，郭元振的心境和身体状况都已大不如前，所以未及走到饶州就一病而殁了。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，标志着李隆基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。
　　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，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。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。就在骊山阅兵数日后，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，皇帝准备征召姚崇（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，时任同州刺史）入朝为相。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，骊山一幕已经让张说成了惊弓之鸟，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，张说更是寝食难安，于是立刻行动起来，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。然而，李隆基不为所动。张说不甘心，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谋划了一个办法，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。姜皎依计而行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：“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？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。” 玄宗眼睛一亮，忙问：“谁？” 姜皎心下暗喜，朗声答道：“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，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。” 姜皎原本以为此计甚妙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，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，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，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说：“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？你竟敢当面欺君，论罪当死！”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，慌忙伏地叩首，拼命谢罪。
　　张说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机关算尽，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。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，拜其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补了郭元振的缺。两个月后，又让他兼任中书令（时称紫微令），大有取代张说之势。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，张说惶惶不可终日。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，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，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，向他大表忠心。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往轻了说，这叫行为不检；往重了说，这叫阴谋篡逆！尤其对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，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、勾肩搭背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，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！
　　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。有一天，姚崇奉召入对，走进殿中的时候，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。李隆基问他：“有足疾乎？”姚崇答：“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” 李隆基大为诧异，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姚崇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岐王是陛下爱弟，张说乃宰辅重臣。日前，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。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，故而为此忧心。” 居然有这回事！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。
　　开元元年（713年）十二月，李隆基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，将其贬为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刺史。 同日，刘幽求也被贬为太子少保。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功臣钟绍京。李隆基即位后，钟绍京任户部尚书，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，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。面对如此际遇，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，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。 刘、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，这个人就是新任宰相姚崇。自然，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他们。刘幽求被贬为睦州（今浙江建德）刺史，并把他的700户封邑削掉了600户，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（今四川南充）刺史。 此后，刘幽求又几经转任，但始终没有机会回朝。刘幽求抑郁忧愤，就在赴任郴州刺史的途中“愤恚而卒”，终年61岁。
　　随着一个个功臣相继被贬，姚崇在朝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。但是，还有一个资深宰相也颇受李隆基的信任，让姚崇很有些掣肘之感。这个人就是先天政变前因告发太平公主的阴谋而成为功臣的魏知古，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侍中（开元初称黄门监）。到了开元二年，当大多数功臣都已被逐出权力核心后，玄宗唯独对这个魏知古“屡有顾问，恩意甚厚”，又授予他中书令的要职，让他与姚崇共同执掌中书省。对此，姚崇当然是极度不爽的，一直想找机会把魏知古搞掉。
　　当然，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政坛元老，姚崇的整人手段是相当高明的，他要谗毁魏知古，必然也会做得十分巧妙，不着痕迹。早在武周时期，姚崇便已官拜宰相，魏知古早年曾受到他的提携。李隆基先天年间，魏知古曾调任东都洛阳，分管了一段时间的吏部政务。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，因自以为其父对魏知古有知遇之恩，遂肆意请托，经常找魏知古走后门。魏知古碍于情面，不便拒绝，但是心里非常不满，回到长安后就向玄宗告了御状。
　　某日，玄宗不动声色地问姚崇：“贤卿的几个儿子，才干、性情如何？” 姚崇脑筋一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于是从容奏答：“臣有三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在东都，为人多欲而不谨，定是有什么事情请托魏知古，臣还来不及查问。”李隆基原本以为姚崇一定会包庇儿子，没想到他竟然据实回答，不禁面露喜色，问：“贤卿何以得知？”姚崇说：“魏知古初入仕时，曾受臣提携。臣的儿子们愚昧，以为魏知古一定会对臣感恩，包容他们为非作歹，所以才敢向他请托。”李隆基闻言，顿时对姚崇大生好感，认为他为官持正，不徇私情；而对魏知古的印象则一落千丈，觉得此人非但不懂得知恩报恩，反而在背后打小报告，实在太不厚道，当即流露出斥逐魏知古之意。开元二年五月，魏知古被罢去相职，贬为工部尚书。
　　最后一个被玄宗罢黜的功臣是崔日用。崔日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政客，是属于玄宗最不放心的那一类人。史书评价崔日用说：“才辩过人，见事敏速，每朝廷有事，转祸为福，以取富贵。”崔日用自己也经常对人说：“吾一生行事，皆临时制变，不必重专守始谋。”所谓“临时制变，不必重专守始谋”，意思就是凡事随机应变、见风使舵，只要最终站队正确，就无须“专守”一个阵营。可想而知，这样一个无原则、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客，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玄宗重用的。开元三年十二月，崔日用的堂兄、时任京兆尹的崔日知因贪赃枉法被治罪，玄宗趁势以连坐之名将崔日用贬为常州（今江苏常州）刺史，并削除了他的300户封邑。
　　至此，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。 这就叫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！所幸的是，他运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，这种温和的执政方式或许就是唐玄宗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原因吧。